我的父亲彭真：一个时代的历史侧影

自父亲于1997年离世，至今已有十五载春秋。我每周都会前往八宝山，为他清扫墓碑，与他倾诉衷肠。心中对他的思念之情，愈发浓烈。

我并非仅仅是作为女儿在思念父亲，我更怀念那些老一辈的共产党员们。他们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心中始终装着老百姓。正因如此，我们的党才能真正强大。若是没有了这种精神，我们还能保持强大吗？

我的父亲于1923年加入党组织，与中国共产党一同经历了成长的岁月。自我出生以来，便未曾远离父亲的身影，唯一例外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因蒙受不白之冤而入狱的九年。我对父亲的深厚感情自不必言，然而，真正深入理解他的内心，却是在他离世之后。得益于参与彭真年谱编写研究组的工作，我有幸得以深入研究。父亲的大量档案资料均由我妥善保存，这些资料中，不乏他的手稿，总共有七八个保险柜的空间。遗憾的是，我未能记录下这些文稿的创作背景与具体日期。在彭真年谱编写研究组的十六年光阴里，我才得以细致地研究父亲的一生，对其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

父亲坐过两次牢。

我对父亲一生的历程深感震撼。他曾两度入狱，第一次是1929年至1935年，在长达六年的狱中岁月里，他身为共产党员，身陷国民党监狱。在狱中，他不仅守护着当时的中央候补委员、新任顺直省委（即后来的北方局）书记，更毅然担任党支部书记，带领同志们开展了五次绝食抗议行动。在那个酷刑盛行、条件极差的恶劣环境中，父亲身患肺结核并伴有吐血，还遭受了痢疾的折磨。他曾进行过一次长达21天的绝食，这一时长已远超常人的极限。狱吏被迫往他鼻孔和口中灌水，企图让他存活下来。他腿上那条显著的疤痕，正是长期戴着脚镣留下的印记。然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坚韧不拔，直至刑期届满。在绝食斗争取得胜利后，监狱方被迫满足他们的要求，开设了一个小型的图书馆。正是在那时，我父亲开始接触并系统地学习法律。

在“文革”那段动荡岁月里，父亲再次身陷囹圄，长达九年。在此之前，他的官职已经颇高。因此，我们全家都十分忧虑：这位曾身居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要职、人大副委员长、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及北京市市长的领导，突然遭受不公，被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受批斗和监禁，我们不禁担忧这样的冤屈他能否承受。后来，当我们询问他在狱中如何度过这九年的时光时，他坦言自己始终在思考国家大事。由于监狱空间狭小，他借鉴过去在国民党监狱中的经验，意识到如果不活动，腿部和言语能力都会退化，于是他每天在几平方米的牢房里来回踱步、锻炼肢体，学习英文，吟唱京剧。到了1972年，我们获准探监时，父亲虽然略显消瘦，但精神、体力和嗓音并未受损。而与此同时，一些老同志却失去了言语、行动能力，甚至神经受损。

父亲的一生，有长达15载光阴，在铁窗囚禁中度过。他拥有近75年的党龄，意味着在他的人生旅程中，平均每5日便有一日身陷囹圄。

他在囚禁之地深思熟虑着国家大事，深信中国共产党有能力自我修正错误，相信自己的冤屈终将得到公正的解决。在狱中，他对法律和重大事件充满了思考。我曾送给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著作以及画报，担心他长时间盯着单调的白墙会对视力造成损害，因此特意挑选了色彩丰富的画报来保护他的眼睛。面对没有笔和纸的困境，他用那双粗犷如老农的手，将牙粉袋（过去用纸包装的牙粉）和画报撕成细条，再将馒头或米饭嚼成糊状，作为粘贴剂，将重点内容记录在书中。就这样，他阅读了三十多本书籍。1979年平反后，仅用三个月时间便领导制定了国家的七部根本大法。这一切都归功于他在狱中对法律的深入研究，第一次入狱时他开始接触和学习法律；第二次入狱，他则系统地研究中国的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那时他已经77岁，81岁时当选为全国人大委员长，直至90岁才完全退休。总之，他的一生充满了非凡的经历。

二、父亲未入中央政治局常委。

“没关系！”并全心全意地领导全国六届人大，使之工作有声有色。许多长者都赞誉六届人大是心情最为舒畅、成果最为丰硕的一届人大。

三、直面批评，求实。

1949年，我的父亲踏入北京城后，遭遇了不少误解和指责。诸如忽视古建筑保护、推行过于激进的城市规划等，他背负了诸多非议。当时，天安门广场的三座门阻碍了交通，有人坚持认为这些古建筑不可拆除，认为它们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父亲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曾让人坐在马扎上观察一天的车辆流量，以评估三座门的存在对交通的影响。他提出，随着未来北京车辆数量的激增，若不拓宽道路，将无法满足交通需求。关于大马路主义，有人提议长安街宽度应为三十至五十米，但父亲最终建议拓宽至一百五十米，却因此被指责。他回应道，鉴于当时车辆数量不足，但从长远来看，车辆数量将大幅增长，因此需要具备前瞻性，为后代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如今，即便马路如此宽阔，仍显不足。至于古建筑保护，有人建议将新城区建在西郊，但当时北京的工业基础极为薄弱。北京市仅有11座规模较大的工厂，其中一家是酱油厂，最大的工厂年产生铁约4.9万吨。实际上，老北京是一个纯粹的消费城市，缺乏建设所需的工业基础。蒋介石撤退时将大量黄金带往台湾，国库空虚，北京城内工厂寥寥无几，大量人口失业，百姓生活困苦。在这样的背景下，再建设一个新的城市似乎是不现实的。

以今日的视角审视过往，批评应基于那个时代的具体情境。然而，当时即便面对父亲的沉默，他依旧全力以赴。作为北京的管家，他事必躬亲，深思熟虑。他主张在北京建造煤气厂，防止居民使用蜂窝煤入楼。若每户居民均用蜂窝煤，将呈现何种景象？接着，他推动修建水库，密云水库至今仍是我们的重要水源。北京人热爱芝麻酱，即便在困难时期，市民也离不开它，因此他想尽办法，每人分得二两芝麻酱。要知道，在当时，这二两芝麻酱是多么不易获得。面对傅作义将军对王府井路面状况的抱怨，他迅速行动，次日便将路面铺平。父亲既有果断的一面，又有细致的一面，对百姓生活考虑得极为周全。有人曾批评市委大楼，实则它是由人民大会堂剩余材料建造的。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和北京站的设计凝聚了众人之力，至今仍显得宏伟壮观。父亲一生善于集思广益，即使是小孩子的话，只要言之有理，他都乐于倾听。因此，在基本决策上，他的失误并不多。父亲去世后，我采访了杨尚昆，杨叔叔称父亲是中央工作少有未犯路线错误的人。这得益于他事前广泛听取意见，全面、实际地考虑问题。因此，他的决策往往是正确的，错误很少。

四、干部之刚柔

父亲的一生，虽历经诸多不公，他却始终保持着勤恳的工作态度，让我坚信他的一生无怨无悔。他忠诚地践行着入党时的誓言，75载春秋，他始终如一。我想谈谈他对干部的关怀。虽然有人认为我父亲威严十足，似乎脾气暴躁，但根据我作为女儿的真实感受以及16年来对父亲的研究，我认为他是一位真正的男子汉。首先，他极具魄力，始终担任领导核心。

毛主席委派给他的任务总是最为核心，这充分体现了他卓越的才能；然而，在情感的深处，他也拥有一颗柔软的心，这一点在对待干部的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这段故事，在我看来，充满了感人的力量。记得1929年，我的父亲入狱后，新任顺直省委（即后来的北方局）书记，因叛徒的出卖同样被捕入狱。然而，叛徒并不知道父亲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是一位党的领导干部，并且知道他曾担任过顺直省委的组织部长。由于父亲的身份已经暴露，他在审讯时便自称是新任的省委书记。因此，那位身为中央候补委员的省委书记得以隐藏身份，仅被关押了11个月便获释，而父亲却因被判为政治犯中最重的刑罚。后来，随着日本人的入侵，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大赦令，所有重刑犯的刑期均减三分之一，父亲的刑期由此减至六年。1935年，他刑满获释。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为了保护其他干部，父亲自愿承受了六年的牢狱之灾——原本的判决是九年。

再度回顾，那是在“文革”前夕，关于为何“文革”初期便对他展开批判，我了解其中部分缘由。其中之一，便是他力保罗瑞卿。实则并非单纯庇护，而是坚守实事求是的原则。罗瑞卿所涉问题本应如何定性，便应如何对待，他坚决不予以拔高。当时，成立了专门负责审查罗瑞卿的领导小组，邓小平担任组长，而他本人则是副组长，叶剑英亦在其中。邓小平主持召开了打招呼会议，确立了小组的成立，随后便赴三线工作。最终，该小组撰写的关于罗瑞卿结论的报告，我父亲并未签署，原因在于他主张对罗瑞卿应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并不同意报告中的结论。

显而易见，吴晗的情况众人皆知。其父视其为学术争议，而非政治纠葛，坚信吴晗等人对党和祖国怀有深厚情感。因此，对于涉及吴晗的批判文章和小册子，他禁止在北京发行，北京媒体也未予刊登。这表明保护他们免受指责是导致他被率先打击的因素之一。至于其他原因，或许将永远成谜，但他无疑是首批遭此命运的人。

那时候，父亲也管政法，我们对台湾有时候也派遣特工人员，或者对其他国家派遣特工也是他管的，但都会经毛、周等人同意。“文革”中就要把派遣出去的这些人打成叛徒。父亲出来证明说，这些工作都是我批准的，我负责任，不需要他们负责任，还按上红手印。我这儿有这个珍贵的原稿，公安局的警察博物馆里有一个复印件。刘涌就是当时的这一批人，我们1978年底回北京的时候，刘涌哭得很伤心，说幸亏遇上我父亲，要不然他的命都完了。

在我看来，父亲性格刚毅，然而他对干部的关怀却深沉真挚。对待干部，他有时要求极为严格，严苛到连一个字写错也不允许，认真而严谨。然而，在批评过后，他与干部的关系宛如老父亲与子女围坐一堂，无论你说什么，无论你如何反驳，他都显得宽容大度。

彭真及张洁清

五、鱼水关系

“是你父亲让我真正了解了共产党。”

我的父亲从不以说教的方式教导我，他总是以事实为依据。龙须沟，那曾是一处恶臭弥漫的污水沟，如今却焕然一新。这在资金极为紧张的情况下，是独一无二的壮举，其他地方并未优先得到修缮，唯独龙须沟被优先整治。也正因为如此，林巧稚医生与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她的医术挽救了我的生命。“文革”时期，我曾遭遇血崩之症，林巧稚医生在遭受批斗和指责，有人诬陷她为黑帮头子女儿治病时，依然坚守医德，对我悉心诊治。若非她，我恐怕难以存活到今日。

即便身处异国他乡，父亲始终未忘与工友们的交流。在他访问南斯拉夫之际，尽管有人为他精心策划了行程，他却并未拘泥于既定安排。有一次，他们的车队途径一处闻名遐迩的工人茶馆——那是由工人群体在下班后常聚之所。他毫不犹豫地请求停车，并步入茶馆，与人交谈了长达数小时。

他始终未曾自视高人一等，从未将自己看得过重。今人多有自视甚高者，对规格待遇诸多苛求；而他的父亲，只求辛勤工作。在商县，他曾成功调解了一对农家的争执，对此他感到格外欣慰，认为这正是工作的意义。说实话，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之间深厚的鱼水情谊。水既能载舟，亦能覆舟。我之所以尊敬他，并非仅仅因为他是我的父亲，而是经过这十六年的深入研究，我深切地感受到，父亲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他的品行不是言语所能表达，而是通过实际行动展现的。

六、父亲言：“无憾一生！”

与父亲相处的时光颇具趣味，常常是我们在梦乡中，而他尚未归家；而当晨光初现，他又正沉睡。偶尔，若父亲某晚闲暇，母亲便会召集我们这些孩子，让他与我们共享天伦之乐，借此机会让他得以休息。有时，恰逢用餐时分，我们还能与他同席而坐。至周末，其他孩子可能前往动物园、博物馆或商店，而我们的周末若能随父亲外出，那必定是麦田或是车间。他是在履行视察职责，而带我们出城则成了顺带之举。他期望我们能更多地与农民和工人接触。

当父亲年事已高，正式从岗位上退休之后，我们才有机会日复一日地与他共度时光。然而，他的言行举止依旧围绕着审阅文件、探讨话题，以及思考国家的大政方针。即便有众多领导前来家中拜访，话题亦多围绕着工作展开。

我此刻对商县充满了深深的怀念（那里是我父亲出狱后我和母亲被安置的地方）。在商县，我们习惯于烧煤饼子，将煤粉与泥土混合，晒干后用作燃料，一次购买三个月的煤粉仅需五六十元，但这笔钱在当时并不容易凑齐。我们曾经为了生计，差点只能以窝头和盐水为食，可见那时的生活是多么艰辛。1978年底，当我们被允许返回北京时，我带着装米的坛子、缸，还有那把破旧的椅子，以及父亲亲手制作的凉鞋——那是由男孩子的懒汉鞋剪出四个洞制成的凉鞋，这些我都带回了北京。原因很简单，我担心一旦回来，生活依旧如故，这些物品或许还会派上用场。如今，太原建起了彭真纪念馆，那些物品在那里变得珍贵无比，被当作宝贝收藏起来。

在商县的日子里，生活虽艰辛，却洋溢着无尽的欢愉。那种温馨的家庭氛围，是我们过往未曾体验，今后亦难以重现的。我们得以日日与父母相伴，享受着普通家庭应有的温馨与宁静。记得母亲分娩哥哥时，不幸患上严重的关节炎，连暖瓶都难以举起。父亲便承担起一切，为她烧水、倒水、扫地、清理尿盆——那个年代的小平房并无卫生间，父亲需外出至遥远的公共厕所，再回来为她倒尿盆。我白天需外出工作，因此煮饭的重担落在了我的肩上。火候不稳定，父亲便亲手为我们搭建了搪炉。他生活技能的娴熟，源于多年在农民与工人中的历练。我们在门前开辟了一块土地，种植蔬菜，虽非乐趣，但那时生活拮据，种菜至少能省下一些开销。这是一家人历经九年分离后，再次团聚的时光，得以朝夕相伴，那段日子对我来说，以及父亲而言，都是难以忘怀的。后来，父亲常常提及，若能再回到商县，那将是何等的美好。

父亲虽然退休了，但是也和在商县的生活不一样，因为父亲还在政治生活之中，没有像在商县那样完全脱离政治中心，享受纯粹的天伦之乐。他年纪大了，谈话有时候听不太清楚，我在旁边给他当翻译。另外他要写一些东西，比如说上世纪90年代初他给中央写信，提出来不能给农民打白条，还有关于国有企业怎么样改革等。另外，他还曾写信给当时一些领导人邓小平、赵紫阳、胡耀邦等，提出建议。但他自己什么职务都不要，他说：我就是公民一个、党员一名，什么职务、名誉都不要。我们家一年到头，总是来很多人，愿意跟他聊聊天，听点建议。还有的人，当时还在职，说要(从谈话)补充点力量，所以来谈话的人很多。再有，就是在1991年之前，他坐火车视察，每到一个县停一下，然后跟县长、县委书记直接聊，聊着聊着他就能听到真正的东西。他有时候给点建议，人家就会觉得还行，确实直指问题所在，所以很多人愿意听他的建议。

“中国革命……马列主义。”实际上，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工作。

最显著的一次，便是1992年的那场疾病。在那一年，他的病情异常严重，几乎整年都在病榻之上，医院四次发出病危通知，所幸最终康复出院。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他展现出非凡的坚强与毅力。最后一次，疾病来势汹汹，我75天未曾离身，日夜守护在他身边。他紧握拳头，直至生命最后的三天，拳头才缓缓松开。于是，我将母亲、哥哥和弟弟紧急召回医院，告知他们父亲即将离世。不幸的是，他在第三天便走了。他的手一松，我深知他已到了生命的终点，不再抗争，因为以95岁的高龄，他的精力和体力已经耗尽。试想，一个在狱中度过了15年，承受了无数冤屈的人，却能活到95岁高龄，若他拥有过多的私欲，定会心生烦恼，恐怕难以如此长寿。

在“文革”来临之前，周恩来总理曾感慨地回忆，自己与彭真同志堪称中国最忙碌的人。确实如此，这种繁忙不仅体现在他领导制定的那几部重要法律上，更是源于他一贯的高效工作节奏。父亲每日的休憩时间大约仅四至五个小时，若能睡足四个半小时，他便觉得那天的精神状态极佳。坦白而言，他几乎没有闲暇时光，所谓的休息不过是简单的散步，夏天偶尔游泳而已。至于其他运动，诸如打桥牌、跳舞等，他无一擅长。因此，我也就跟着他学会了这些，如今除了游泳和散步，别无他长。秘书与警卫员亦然，对于跳舞这类活动，他们无一涉猎，从未参加过。父亲将全部精力都倾注于工作之中。

父亲在第一次病重之际，曾感慨地说：“我一生无憾！”直至此刻，我才深刻领悟了他言中的真意。他的一生，全然投入于践行他的入党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他没有自己的私事，他的全部就是工作。无论身处何地，哪怕是我们在商县那段岁月，那些农民、工人、干部，在他散步时都会乐意围绕在他身边，向他倾诉生活的点点滴滴，从夫妻间的争吵到孩子的教育问题，无所不谈。而他总是乐在其中，将此视为自己的职责。这正是我的父亲。因此，我之所以用“震撼”二字来形容他，是因为他一生历经无数坎坷与挫折，但精神始终坚不可摧。这充分彰显了他的忠诚、坚韧与无私。正因无私，他才无所畏惧，无论遭遇何种境遇，他依旧坚持为党工作，因此他感到无憾。这是我父亲离世后，我逐渐领悟的道理。

七、父亲影响

自1949年2月起，我们便居住在这座房屋中，至今未曾有任何改动，每一砖每一瓦都保持着原样。直至朱镕基总理莅临指导，方才决定对这所墙体剥落的居所进行刷新。彼时，总理指出，房屋亟需修缮，墙体已显剥落之态。自1949年2月迁入以来，父亲始终未曾允许对房屋进行任何改动。他一直居住在楼上，即便卧室在夏日常受漏雨之苦，他亦未曾同意大规模维修，认为机关的居所不宜过于奢华。因此，尽管我们在此成长，却从未将此处视为真正的家，而更像是一处机关办公室。然而，我们对此心存感激，能在机关中安家，得以日日目睹父亲，否则恐怕连父亲的身影都难以见到。如今，母亲已年届101岁，她依旧居住于此，依旧住在那间漏雨的卧室，与父亲当年的居所如出一辙。

父亲在日常生活中始终保持着乡村生活的朴素。在饮食方面，只要有葱蒜相伴，哪怕只是简单的面食，他便会感到心满意足。对于那些珍馐美味，他却总是谦虚地表示不甚喜欢。在着装上，我们至今仍穿着布鞋，而他在家中亦是一贯如此。他既不喜奢华，也不允许家中堆砌杂物。我们家客厅里原本只摆放着两件物品：一件是福建同乡赠送的木雕牛，另一件则是煤矿工人用煤焦石雕刻成的狮子。

作为子女，若父亲代我们打个电话、写封短信，处理些事务，那自然是轻而易举。然而，他却从未这样做过。我们从未开口让父亲为我们说上话、办点事，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父亲离世后，我们兄弟姐妹聚在一起，对父亲的思念愈发强烈。大家回忆起父亲，都说他是个“老爹”，我们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未曾屈服，即便父亲成为委员长，我们也未曾向他低头，更未借此机会要求他为我们批条子。父亲在世时从未为自己家谋取过私利，这就是我们的家。举个例子，前些日子整理照片时，我发现了一张胡志明主席访华时的照片。他来时，我们这些孩子便去凑热闹，孩子们围绕着他拍照留念。我小弟弟当时可能只有十几岁，站在最前面，你知道他那时穿了什么吗？我翻看照片时发现，他当时穿着一双我穿过的条纹花袜子，一双我穿小了的带带布鞋去见胡志明。父亲母亲从小就教育我们，对吃住等条件不要过分追求，如今我们第三代也是如此。此前全国政协报的记者采访过我，他们递给我一个菜篮，我就是邻家的大嫂；递给我一个书本夹子，我就是学校的老师。我们就是这样普通的普通人。因此，我认为我们自身也能证明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

父亲对我们的教育一向严苛。家中有四个儿子，加上我这位独女，按理说应当受到特别的宠爱，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与同龄的孩子相比，从未穿过如布拉吉般的花哨衣物，更不用说首饰和发卡了。我的衣衫大多是由母亲和哥哥们旧衣改制而成，而随着两个弟弟的身高增长，我又接过了他们的衣钵。直至大学时期，我仍穿着那时所谓的确良或卡吉布料的衣物。不久前，我拜访了我大学时代的系主任，他仍能清晰地描绘出我的形象：“身着蓝布褂，脚蹬带带布鞋，步履轻巧地穿梭于教室，说话声细如蚊。”上小学时，我曾被从子弟学校转至普通学校，中学时期，父亲又拒绝了我就读师大女附中的请求，而是让我进入女一中，他希望我能成为一位普通的孩童。毕业后，我难得有一整个暑假可以尽情游玩。父亲去北戴河参加会议时，本可带上孩子们，但他却将我送往红星农场，让我在那里养鸭子度过了一个月。小时候，我对此感到十分委屈，不解父亲为何如此。然而，如今回想，正是父亲的严格管教，塑造了我如今不骄不躁的个性。

父亲在我成长的道路上留下的深刻印记，首要便是教导我胸怀宽广，不拘泥于琐事。每当我在学校与人不睦，尤其是在高中和大学时期，父亲从不与我细究那些鸡毛蒜皮的事，而是将话题引向时事，诸如密云水库的进展，解决了哪些难题，哪条道路又得以修缮等等，这些话题一下子拓宽了我的视野。对于女性而言，计较琐事似乎司空见惯，而父亲的教育让我拥有了宽广的胸襟，这便是对我深深的爱的体现。他从未对我动过手，也没有严厉地责骂过我，更没有通过正式的谈心来教导我。然而，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我，使我能够在“文革”的动荡中顽强生存。那时，许多人认为我会选择结束生命，就连在监狱中，父亲最担忧的也是我可能会自杀。但最终，我挺过了这一切。虽然身为女性，我的气度却胜过某些男性，这便是我从父亲那里学到的坚韧与豁达。

“我没钱，去找我女儿要吧！”然而，父亲的目光始终未曾离开过我，他只关心我的人生道路是否正直。

因此，我深感父亲的一生实属非凡。他自幼家境贫寒，仅止步于小学六年级，身为高小毕业生，却跻身党内公认的杰出理论家行列。尽管学历不高，他却勤奋好学，闲暇之余便投身于马恩列斯毛等经典著作的研读。对于他认为的重点内容，他反复推敲，以至于有时连秘书都难以找到出处，父亲却能精确指出在哪篇文章中，大约在第几页，他对这些理论可谓是了如指掌。而且，他将这些理论巧妙地融入实际工作中。例如，在晋察冀时期，他致力于发展农村根据地；而到了东北，他则认为工作重点应转向城市，而非如以往般专注于农村，因为他深知实际情况各不相同，始终秉持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他毫无私心杂念，全心全意为党的事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真正地度过了一生。这，便是我所敬爱的父亲。

彭真女儿傅彦

昔日，父亲再度派遣我赴乡野耕作，又命我饲养鸭群，意在使我明白，我不过是个平凡之人。今日，我亦以此教导我的孙子：你同样是普通人，无权享用父母的劳作成果，更无权指使他人。你如今已长大成人，是时候回报父母之恩了。我以身作则，曾服侍过父亲，如今又照顾母亲。她如今已年届百岁，我依然为她清理污秽，悉心照料。去年年底，她不幸染病，卧床不起，然而她向来独立自主。如今，她正在逐步康复，或许还能重新站起来。我父亲那一代人，诚然，一生以“奉献”二字为座右铭，别无他求。除却一些特殊经历，他与那些老一辈革命家并无二致。他们忠诚、坚韧、不屈不挠，心中始终牵挂着百姓，许多品质都颇为相似。现今，谈论政治，关键在于谈论奉献，因此，我们谈论政治时，理应更加理直气壮。若是不谈，恐怕真的会应了毛主席当年的担忧，从第三代开始，若是不加以重视，到第四代、第五代，便会认为连月亮都是外国的更圆，我的小孙子便是如此。我们必须自上而下，理直气壮地谈论政治。让现代人深思，这一切美好是如何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