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帝国陷入绝境与困境

经过四年的囚禁，文天祥迎来了他最后一次面对审问的时刻。

这四年间，元朝反复劝降文天祥，可他每次都坚决拒绝。到这时候，崖山海战也结束了，元世祖忽必烈决定亲自召见他，想把这位倔强的对手给劝降下来。

文天祥见到忽必烈后，仍然气度非凡地说道：“我受大宋的恩泽，官拜宰相，怎能投靠两个主！愿赐我一死便了事！”

忽必烈一生征战沙场，战败过无数人，但始终无法击垮文天祥那份坚韧不屈的精神。忽必烈挥了挥手，原本打算把文天祥送回大牢，但身旁的人劝他说，还是应答应他的请求，成就这位宋朝遗臣的一片心愿。

没过多久，文天祥安然走上了刑场。在行刑之前，他庄重地跪向南方的故土，神态安然自若地说道：“吾事毕矣！”

一旦踏上中原土地，忽必烈就被汉文化深深吸引，心头充满敬意。在军事上，宋蒙大战中，南宋曾奋起反抗，给蒙元军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阻碍。直到崖山之战，南宋的皇帝和百姓们用悲壮的方式，宣告了一个王朝的终结。想必，后来文天祥的死，也让忽必烈内心受到了同样的震撼。

元朝这个靠血腥战争打下来的新王朝，结束了自唐末起那种四分五裂、各自为政的局面，终于实现了南北统一的大一统。与此同时，元朝皇帝吸取了宋、金的制度，构建了一个融合夏变夷、二元交错的政治体系。虽然后人对此评价不一，但也在不知不觉中继承了元朝的一部分遗产。

▲元世祖忽必烈。图片来自网络。

忽必烈的政治历程，就像是一段从蒙古宗王转变成中国皇帝的蜕变旅程。

当时，忽必烈的祖父成吉思汗搞出了个超级庞大的蒙古帝国，权力稳稳站在顶尖位置，基本都归他和他的“黄金家族”所有。规定大汗必须是成吉思汗的后裔，这样一来，就避免了以前那种部落各自为政的乱象。

不过，在蒙古帝国那会儿，汗位的传承方式还是沿用了部落时代的习惯，都是通过“忽里勒台”来选出蒙古大汗。这个“忽里勒台”啊，蒙古语里意思就是“聚会”，源自部落时期的议事传统，由各个部落的首领和贵族们组成，主要负责出谋划策、制定政策、分配战利品，甚至还涉及推选大汗这些重要事。

成吉思汗曾经以为，他的子孙后代一定会齐心协力，共同守护他们一手打下的广袤土地，可谁料到，随着权力和欲望的驱使，黄金家族很快就分崩离析了。

1227年，成吉思汗在临终前点名第三子窝阔台做他的继任者，主要看重他“有宽广的胸怀，心存忠恕”，能善待兄弟姊妹和侄辈。于是，由黄金家族和其他蒙古贵族组成的忽里勒台，依据“遗诏”推举窝阔台为大汗。直到忽必烈建立元朝，像这样的由上一任大汗指定继承人，并由忽里勒台共同推选的皇位继承，只有这一回。

窝阔台在位期间，沿袭父亲的军事方针，攻灭了蒙古的老对头金国，还继续向中亚和欧洲扩展兵力，和南宋在荆襄、四川、两淮等地也有不少交战。这个人喜欢喝酒，迷上了打猎和喝豪酒，最终因为酗酒过度去世了。

▲窝阔台，图片来自网络。

1241年，窝阔台去世时，汗位还没确定。皇后脱列哥那得知丈夫生前青睐的继承人是孙子失列门（窝阔台的第三子阔出之子），心里就觉得不太安稳。她打算扶持长子贵由登基，好让母凭子贵。于是，脱列哥那皇后找到两朝的老臣、契丹人耶律楚才，问道：“大汗在世时，有意立失列门为继承人，但因他太小，长子贵由此刻还在西征未归，该怎么办？”耶律楚才一下就看出了皇后的心思，说：“既然大汗已经打算了，就该立失列门为继承人。”就在一旁的皇后心腹赶紧建议道：“长子还没回来，应请母后暂行摄政。”耶律楚才本想再劝一劝，但见皇后一党人多势众，只得作罢。

后来，脱列哥那皇后亲自掌权，差遣着朝局，经过忽里勒台的推选，贵由被推上了大汗的位置。

成吉思汗那套传位制度一出，接下来就逐渐变得乱哄哄的。

1248年，贵由一走，汗位又陷入了争议。这次，黄金家族的其他后人可都不打算放过这个好机会。

蒙古帝国刚刚建立的时候，成吉思汗的第四子托雷战功赫赫，威名远扬。按蒙古的“幼子守灶”习俗，他的封地大多在蒙古本土，而且承袭了成吉思汗的嫡系军队。脱雷的子孙也都很能干，他和正妻唆鲁禾帖尼所生的四个儿子：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个个都是出色的军事和政治人才。如此一来，脱雷家族的威望几乎超过了窝阔台家族。

拖雷去世以后，他的遗孀唆鲁禾帖尼打理家务很有一套，她也是个很会玩 politics 的女人。贵由死后，她不断游说其他蒙古宗王，最终得到了黄金家族，特别是成吉思汗长子术赤家族——当时族长是术赤的儿子拔都的支持。于是，贵由去世三年之后，在忽里勒台的推举下，托雷的长子蒙哥被选为蒙古帝国的第四任大汗，汗位由此转到了托雷的家族手里。

蒙哥，就是那位在攻打南宋钓鱼城时丢了性命的蒙古大汗，他去世以后，引发了元朝正式成立之前的最后一次汗位之争。

1259年，蒙哥在战场上的死讯传到蒙古都城哈拉和林，阿里不哥凭借“幼子守灶”的传统优势，赢得忽里勒台的支持，顺利接任新一任大汗。按照老规矩，阿里不哥本来已经占尽先机，身边环绕的多是一些死板固执的蒙古贵族，不过他们隐约感觉到，一个来自南方的政治新势力，正逐渐掀起一股变革汗国制度的风潮。

作为拖雷和妻子唆鲁禾帖尼的第二个儿子，忽必烈负责“漠南汉地军国大事”。所谓“漠南汉地”，大抵就是指曾经金朝统治的那块地区。在率军南征的过程中，忽必烈浸润在汉地的文化氛围中，身边也聚集了一帮汉人幕僚，比如刘秉忠、赵璧、姚枢、许衡、郝经等人。

忽必烈在接手漠南汉地的事务时，按照命令行事，大哥蒙哥也让他在河南或关中挑一块地方封王。忽必烈听从幕僚姚枢的建议，提议用关中当封地。蒙哥倒是挺慷慨的，觉得弟弟谦虚，便说：“关中虽然风光，但人口稀少，财赋难以支持你。倒是怀孟（就是现在河南沁阳那一带）人多地广，封给你也不错。”从此之后，忽必烈以关中和河南为根基展开一系列征战，平定大理，安抚吐蕃，还和南宋对峙，逐渐成了漠南汉地的当家人。

没想到的是，成吉思汗在世的时候，竟也会遇到这么一幕，完全超出他的预料。

忽必烈得知弟弟阿里不哥有心争汗位，就从汉地派兵北上，自己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召开忽里勒台，正式宣布登基。接下来经过一场持续了四年的内战，他击败了阿里不哥，顺利成为蒙古帝国的第五任大汗。

此时，蒙古帝国正悄悄走下坡路，渐渐失去了曾经的辉煌。

在远征途中，蒙古人建立了四大汗国：覆盖东欧到西伯利亚的钦察汗国（也叫金帐汗国）、守护中亚到天山南北的察合台汗国、以额敏河地区为核心的窝阔台汗国，以及统治西亚的伊利汗国。

原本属于蒙古帝国的四大汗国，随着黄金家族逐渐分裂，支持阿里不哥的窝阔台汗国拒绝了忽必烈的统治；察合台汗国则被忽必烈和窝阔台汗国等多方面势力争夺得十分激烈；至于钦察汗国和伊利汗国，分别由拔都和旭烈兀的后代领导，二者之间经常碰撞冲突。伊利汗国的建立者旭烈兀，是忽必烈的亲弟弟，他认可忽必烈的汗位，也接受了皇帝的封号，但大多保持自治状态。

黄金家族就此各奔东西，成吉思汗的后代也难免走上分裂的路。

这会儿，忽必烈亲眼看到，那南方的王朝，原本面善，政事一塌糊涂，竟然站起来了，变得坚韧不拔。

1267年，历时六年的襄阳之战正式开打。面对蒙古大军的逼近，襄阳城的将士和百姓齐心协力，用一场规模宏大的战役拖延了蒙古的南进脚步。直到襄阳的援军耗尽、弹药和粮草都快用完时，蒙古军才攻占了这个充满血性的小城。也正是这场胜利，让他们掌握了顺江而下灭宋的有利局势。

1275年，元军攻入湖南，围攻潭州（就是如今湖南长沙那块地儿），知州李芾把城里的兵民都叫出来坚守阵地。粮食吃完了，就抓老鼠、麻雀来充饥，盐也用完了，就把盐库里的席子和麻袋都烧掉，熬成汤喝。城快要被攻破的时候，李芾跟全家老少都一块儿殉国了。城里的人们啊，多是全家一块儿自尽，没有虚设的井，也没有缆林木的树，稀稀落落，比划不清整齐了。

1276年，临安（现今浙江杭州）这个南宋的都城面临紧要关头，宰相陈宜中、留梦炎等人提议向元军投降，交出了宋恭帝的降表，但忠诚报国的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这“三宋末三杰”的人依然坚持奋战抵抗元军。临安陷落之后，宋恭帝被捕了，但南宋的小朝廷依旧没有放弃抵抗，把宋恭帝的兄弟——7岁的赵昰和5岁的赵昺护送逃跑出去。

1279年，在广东崖山，陆秀夫和张世杰带领着剩下的十多万南宋军民和元兵展开了最后一场激战。结果，宋军大败，陆秀夫毅然背着8岁的宋帝赵昺投入大海自尽，张世杰也在奋勇抵抗后掉入海中溺亡。那一百多万的南宋军民宁死不屈，史书上说，这次战斗中，“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

成为战俘的文天祥多次试图寻死，他吃下两两有毒的冰片，结果晕得半天，怎么也没死掉。被押送到北方途中，他绝食了八天，仍然坚强不倒。元军的将领不断劝他投降，劝他说：“你的国家早已灭亡，你对宋的忠孝也用尽了。如果你能用对待宋朝的忠心，来对待当今圣上忽必烈，说不定还能当上宰相呢。”

文天祥回应说：“国已灭我无法挽救，死了也无法赎清我的罪孽，怎么还能背叛国家，不和它同生共死呢？”

文天祥被处死之后，人们在他的衣带里找到了一份遗言：“孔子说成仁，孟子提取义，只有把义做到极致，才能达到仁的境界。读圣贤之书，我所学的到底是什么呢？从今往后，希望自己不愧于此。”

想搞定中原这块儿，得有点办法吧。要么靠好政策，稳住民心，要么用谋略，折服那些势力；还得建设基础设施，让百姓安居乐业，打牢根基。关键还在于选对人，用好人，才能把这片土地治理好，稳得住。

忽必烈在一路征战中不断琢磨这个问题，而宋朝那些忠臣百姓表现出来的刚强，给了他一个答案。他明白，汉人的制度能让蒙古贵族不再只在游牧草原活动，而是在农耕区域站稳脚跟，建立起牢靠的统治基础。不过南方汉人的韧劲和抗争，也让他心头有点发毛。新王朝刚刚建立，就已经埋下了深深的裂痕。

▲元代时期的全景图，图片来自中国历史地图集。

忽必烈接过了从蒙古到漠南汉地那丰厚的遗产，之后又灭掉南宋，靠着他的手，一家新朝就站了起来。

在开平即位的皇帝诏书里，46岁的忽必烈把自己的治国方针全都公布于众，其中一条就是“祖述变通”。他知道，要想成为中国的皇帝，靠蒙古帝国那一套，早就不行了。

到了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把国号改成了“元”，这名字取自《易经》里的“大哉乾元，万物资始”那段话，意思是表达了开创万象、万物由始的涵义。

从蒙古帝国到元朝，既有传承和延续的关系，也存在一些体制上的差异。蒙古帝国属于游牧式的君主政体，带有部落联盟的特点，军权主要分散在欧亚大陆上的黄金家族各大宗王手中，这也是忽必烈能够起兵夺取政权的原因之一，但同时也导致了帝国的分裂。到了元朝，实行自秦朝以来不断完善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皇帝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辽阔疆域上的行政管理体系井然有序。

从忽必烈开始，元朝的皇帝都拥有两个庙号。一个是用蒙古语的尊号，也叫“国语尊号”，另一个是汉语的庙号。例如，忽必烈本人既是蒙古的薛禅皇帝，也是元朝的元世祖。此外，他还没有忘记给之前的大汗们追尊汉语庙号，比如尊成吉思汗为元太祖，窝阔台汗被追封为元太宗。

在忽必烈之前，由忽里勒台主持的贵族推选大汗的制度，导致了好几次汗位继承上的乱局，甚至差点搞得兄弟相残，比如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不过，忽必烈一登基，就推翻了这种老旧的继承方式，皇位的接班人都由皇帝亲自点拨。至于忽里勒台嘛，还剩点形式上的东西，比如在“天子即位的那天，必须召集诸侯王，诵读太祖的宝训”。

要想稳住江山，草原上的都城哈拉和林显然已经不太合适了。

据《元史》载，有官员劝谏忽必烈：“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地势雄伟，自南望江淮，往北连朔漠。而天子须居中，以接四方朝拜，大王若打算治理天下，逗留之地非燕莫属。”

改换国号之后，忽必烈决定迁都，把之前的金中都改成元大都（就是现在的北京），由汉人大臣刘秉忠负责开发修建。

刘秉忠曾经说过：“以马上夺取天下，不能立刻治理好它。”这位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奇才，年轻时当过和尚，后来以僧人的身份北上见过忽必烈，从此成了他的谋士，得到了很高的重用。不管是占卜算命，还是制定国号、选定都城，刘秉忠都起到了关键作用，可以说是蒙元改革的总设计师。

刘秉忠带着学生郭守敬，还有阿拉伯人也黑迭儿等顶尖建筑大师，一起在金中都遗址的东北区域兴建新的都城，也就是后来闻名的元大都。他们模仿《周礼》的古制，设计了有四个城门的四方城，配合纵横交错的街道，形成“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布局。而在城内部，围绕一条中轴线来布局建筑和街区，中心点也就位于现在北京鼓楼的地方。这一设计对后来的明清两代北京城的整体规划，影响深远。

元朝最鼎盛的时候，北到阴山，西到流沙，东到辽左，南到海表，大都变成了全国的政治核心。

为了让政治中心大都和经济重镇江南地区更好地联络，元朝动用了大约250万劳动力，疏通了隋唐时期的老运河路线，还新开了一些航道，把京杭大运河的全线打通。大都坐落在大运河北端，在那个航运兴盛的年代，经济方面可以南连江淮地区，依仗东南沿海的通航便利，靠漕运把资源送到皇城。

▲京杭大运河的示意图，来源：锦绣人文地理。

不过，也有不少蒙古贵族对忽必烈选择定都汉地的决定还觉得迷糊。西北的蒙古宗王们派使者来打听，问道：“我们国家的旧习俗和汉法不一样，现在留在双地，建都城的城邑，礼仪制度都按照汉代的规矩来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不过，忽必烈并没有忘记他的故乡。元朝实行两都制度，除了大都外，还有上都开平府。上都作为元的陪都，座落在蒙古草原和中原汉地的交汇处，北面面对大漠，南边屏蔽燕蓟，亦是忽必烈的龙兴之地。每年，元朝皇帝都会“北巡”到上都，带着后妃、太子、宗亲、百官、军队和随从等“数十万众”，在上都的离宫避暑，举行盛大的狩猎，表示不忘蒙古人的“骑射”旧习。

作为大清皇帝，忽必烈还得搭建一套中央官制体系，推动一套能帮他办大事、赚大钱的政治运作机器。

刚开始建立蒙古帝国时，大汗处理国家大事，主要靠身边的怯薛长和怯薛执事来帮忙。怯薛，原本是成吉思汗组建的一支禁卫军，由成吉思汗麾下的四位猛将——木华黎、赤老温、博尔忽、博尔术领导。成吉思汗特别从怯薛中挑选出能干的人，担任他的执事官，负责管理弓箭、饮食、文化、车马、帐篷、仓库、药品以及祭祀占卜之类的事。

另外，蒙古的统治者还设有断事官（札鲁忽赤），负责管理民政事务，掌控司法和户籍。札鲁忽赤的首任长官是成吉思汗的义弟失吉忽秃忽，他以公正廉洁闻名，汉人都叫他“胡丞相”。

随着汗国逐渐壮大，书信和公务交流也变得越来越频繁，光靠怯薛、札鲁忽赤在大汗身边帮忙处理事务，已经跟不上节奏了。于是，负责管理文书工作的机构就脱颖而出，后来演变成蒙元的中书省，专门负责具体的行政管理。

元世祖忽必烈一登基，就把蒙古帝国的传统体制和宋金的政治制度融合起来，设立了都省，负责整体纲领；另外还设了总司，专门处理庶政事务。

都省，也就是中书省，主要负责议政和施政，表面上的最高领导是中书令，通常由太子来兼任，不过多只是个虚衔。在元朝，中书省的实际掌控者是左右丞相，其中右丞相比左丞相地位更尊，算是首相级别，大家都叫他“大丞相”，这个职位多由蒙古贵族担任，既保持“百官都是蒙古人领导”的传统。

为了防止中书省的统治权太过集中，元朝又搞了个尚书省。跟隋唐时代那个负责六部的尚书省不一样，元代的尚书省最初主要是个管理财务的中央机构，专门负责“理财”这块儿。

搞钱这回事儿，想治好国家，真不是简单事儿，忽必烈打下这片江山后，赶紧就想着“发财致富”，把掌管尚书省的阿合马提拔起来，让他“任用私人，不经过吏部拟定，也不请教中书”。

阿合马是回回人，在元朝的民族分类里算色目人。他出生在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西南那块地方，起初是元世祖皇后的陪嫁奴仆，但这货理财能力特别牛，后来被忽必烈赏识提拔，成了元朝早期的财政专家。等尚书省一设立，他就被任命为平章尚书省事。

在忽必烈扩大领土、修建都城的时候，阿合马帮皇家乐成了，弄到了一大笔钱财。

阿合马推行“经理”制度，也叫钩考，派官员到各地去清查财物、核实户口，查漏报、逃避赋税的情况，从而把全国登记纳税的户数，从1261年的1418499户，提高到1274年的1967898户；还设立了各路转运司，相应增加对商人的税收，还仿效历代中原王朝，实行盐铁的国家垄断；此外，发展宋代以来的纸币制度，在地方设立平准库，发行了钞一万二千锭，作为钞本，通过买卖金银调节物价，维护纸币的信用，加快了纸币的流通速度。

不过，《元史》等官方史料都把阿合马列为奸臣，记载他“多智巧言，凭借功利成效而自负”，可以说是个骄傲放纵、实用主义很强的人。随着他长时间掌握财权，他和亲信们渐渐变得贪婪骄横，甚至隐瞒赋税、强占良田、收受贿赂，受到了朝野上下的牢骚和嫉恨。另外，有个很关键的矛盾也存在，就是不少蒙古贵族在进入中原后，与当地财阀一块搞贸易，而阿合马负责税收，两者之间难免水火不容。

至元十九年（1282），忽必烈前往上都巡行时，关于阿合马的刺杀事件差点酿成大祸。

有个叫王著的益都千户，成了计划的主谋，他秘密锻造了一把大铜锤，誓要砸碎阿合马的脑袋。为了行动顺利，王著还找了个僧人帮忙，这人叫“高和尚”，是个搏命杀人、亡命之徒。王著和高和尚假意传达太子的命令，去见阿合马，声称太子马上到，叫朝廷要员在东宫前等候。阿合马正处辉煌顶峰，根本没想到会有人当街要杀他，便和王著等人一道上路。走到半路，王著忽然拉过阿合马的马，把藏在袖中的铜锤抽出来，一下子朝他的脸砸去，阿合马当场毙命。事情败露后，王著和高和尚被逮捕，市中被杀，碎成肉酱。王著临刑前高喊：“我为天下除害，即使死了，将来也一定有人记住我做的事！”

▲影视剧里展现的阿合马形象。图片来源：剧集截图

忽必烈对阿合马以后事的安排，倒是挺耐人琢磨的。

忽必烈一回京，看到其他大臣拿出来的证据，揭露了阿合马生前贪赃枉法的各种事迹，气得直跳脚。不但没有怜惜这位大臣的家属，反而把阿合马的尸体挖出来，扔在集市上让狗啃。史书上说阿合马死前，“世祖还不深知其奸”，但他毕竟在朝廷负责财政好几年，又是忽必烈亲自任命的，皇帝不可能完全不知道他的贪污。合理猜测，忽必烈对阿合马一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现在阿合马死了，没了利用价值，当然也没必要再隐忍了。

阿合马死后，忽必烈又接连委任了汉人卢世荣和畏兀儿人（有说是吐蕃人）桑哥来负责财政事务。两人和阿合马一样，都主张通过垄断贸易、提高税收等方式来增加国库收入，但也都被指责贪污腥利，搞任人唯亲的勾当。最终，卢世荣在1285年因为贪污被判死刑，桑哥则是在1291年以扰乱朝政的罪名被绞死。

从阿合马到桑哥，元朝逐步建立了一套财务体制，使得皇权对钱财的控制变得更稳固。忽必烈正是依靠这笔丰厚的收入来修建都城、四处出兵打仗，可也得承认，阿合马等人打造的这套财政体系，带来的问题可不少，比如滥发纸币、掠夺老百姓的财产，最终这些乱象也埋下了元朝财政危机的隐患。

南宋覆灭15年后，宋朝出身的官员程钜夫开始对元朝的地方管理体系发表了不少看法。

在《论行省》里，程钜夫说道：“我私下里觉得‘省’原本是古代宫廷禁地的别称，后来变成宰相们商议政事、治理地方的称呼。现如今朝廷在各地设立‘行省’，这是什么意思呢？当年伯颜（元朝初年的名臣）丞相带兵平定江南，用中书省这个名声威远近，纯粹是名义上的权限。如今江南已经稳定15年，地方上仍然用‘省’这个名字，着实显得权力太大了。”

程钜夫是元朝初年的著名文人，年纪轻轻就跟着叔父进京做质子。忽必烈一见到他，就觉得长得特别俊秀，一听他的话又觉得聪明伶俐、见识非凡，于是就把他留在皇宫里，用了不少重任。经历过四朝的官职，成了当时的文化领袖，皇上的档案资料大多是出自他手，还帮元朝推荐了不少江南的士人，比如赵孟頫。

不过，程钜夫对行省制度的批评有点儿较真，特别是在用词上较为讲究。

▲程钜夫。图片来自网络

行省制度，算是元朝留下来影响最大的一项制度之一。

忽必烈一登基，就在燕京（就是你们现在说的北京）设了个行中书省，下面还搞了宣抚司，负责管理各州县。随着元军打到江南，那里也都设了宣抚司，算是一种临时的地方管理方式。时间一长，忽必烈开始在全国各地建立行中书省，也就是后来大家熟悉的“行省”。顾名思义，这就是由中央派到地方的一级行政单位，主要负责地方事务。它的长官官职是从一品起步，最开始行省都设丞相，后来改成平章政事了。

不过呢，行省和宣抚司是同时存在的，机构之间还会有些重叠，管理起来挺麻烦的。于是，忽必烈就果断废掉了宣抚司制度，大力推广行省制度。等到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在辽阳设立了辽阳行省后，基本上定下来了10个固定的行省，比如辽阳等处的行中书省、河南江北的行中书省、陕西等处的行中书省、四川等处的行中书省、甘肃等处的行中书省、云南等处的行中书省、江浙地区的行中书省、江西等处的行中书省、湖广等处的行中书省，以及岭北的行中书省。

元朝的行省划分，后来不仅在明清时期沿用了，甚至到现在的省界划定，都能看到当初的影响呢。

除了行省之外，地方上还设有两个单独的行政区域，一个是中书省直接管辖的地区，也就是元大都所在的帝国核心地带，另一个是由宣政院负责管理的区域。

宣政院，专门负责元朝时期西藏地区以及全国佛教事务的管理机构。

忽必烈对宗教持宽容态度，这可能跟他母亲唆鲁禾帖尼的影响有关。

唆鲁禾帖尼是聂思脱里派的基督教徒，可她待各宗教的教士和学者都宽容，常常向佛寺、道观和清真寺捐助。她觉得，这样做能让托雷家族赢得来自各地百姓的支持。忽必烈从小受到母亲这些行为的影响，在登基中原时，他对儒生、僧人都十分尊重。前面提到的刘秉忠，也是个出身士族的士大夫。

忽必烈的老婆察必皇后继承了婆婆那种包容万物的性格，然而她信的是吐蕃佛教。同时，忽必烈对西藏的整合，主要还是得靠一个吐蕃的僧人帮忙。

1252年，忽必烈接了兄长蒙哥的命令，要去攻打西南的大理。等到大军到达六盘山时，他还想着在南方的战役中得到吐蕃的帮忙，于是，年仅19岁的吐蕃佛教领袖八思巴被召见。在这次会面里，忽必烈被八思巴的学识渊博、谦逊有礼深深折服，觉得他年纪轻轻却非常不凡，所以就尊他为上师。

元朝一建立，八思巴就成了忽必烈的私教，后来升为国师，还赠予玉印，掌管总制院（后来改叫宣政院）。从此，他经常在大都和故乡之间跑，帮着元朝在西藏设站点、派兵驻守、查户口、收税收、官员的任免，既用僧也用俗，军民一块儿抓，帮大一统出不少力气。

▲元朝宫里头的吐蕃和尚们。图片来自：剧照

不过，表面上的和睦和包容，背后其实也暗藏着偏见和隔膜。

在省以下的道路、府、州、县这些行政单位里，都有由蒙古族和色目人担任的“达鲁花赤”。

元朝的制度，是由草原游牧社会的组织逐步演变而来的。在征服各种民族的过程中，蒙古人一开始就占据了统治的顶峰。随着战争的不断推进，西域的色目人也融入到蒙古帝国的统治中，后来是“汉人”。这里所说的“汉人”，主要是指北方中国金朝之前的各族人民。而最终被纳入元朝统治的是南人，也就是南宋时期的臣民。由此可见，元朝的统治者对不同身份的族群，信任的程度和待遇上，还是有差别的。

达鲁花赤，蒙古语的意思是“镇守者”。这玩意儿，是元朝在地方上安排的监治长官，级别跟路府州县的官员一样，但实权比这些官员还要大，基本上都由蒙古人来担任。要是当地没有蒙古人，也允许“有根脚”的色目人来做，很多还是世袭的。这些达鲁花赤的俸禄和官职，跟王官差不多，但不能随意调换，只能凭命令，不能用多长时间来通过考核调换。

地方上的达鲁花赤，很多是出自投下分封系统。“投下制度”，也是源于草原上的老习俗，在游牧社会，子孙都能继承父辈的一部分财产。到了中原后，蒙古的统治者把大量的人口和土地赏赐给贵族和功臣，这些就被叫做“投下”。

元代的文献把“投下”和过去中原王朝实行的“食邑”看成一样，规定中原和江南的封户都是“虚邑”。各投下的主人只能按照封的户数向官府交纳一定的丝、钞，但实际上，这些投下主人都把封户当作自己的奴仆，平常抢夺不义之财，索要更多的丝和钞，还强迫封户做劳役。因为地方上的达鲁花赤权力大又有钱财，掌握自己的利益，百姓即使提出诉讼，地方政府也难以公平处理。

忽必烈南下的时候，既看出了汉制的巧妙，也感受到南方汉人的激烈反抗。最后，他模仿中原皇帝，登上了至高无上的宝座，在华北建起了一座都城，打造了一套繁复而多样的制度，把更多的利益交给了自己的族人，想靠这样巩固蒙古贵族的统治。可没想到，事情的发展并不像他预想的那样顺利，结果也不如意。

至元三十一年（1294）刚刚迎来春天的时候，元世祖忽必烈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和许多英明的君主一样，忽必烈到晚年时，虽然仍然牢牢掌控着大权，但也明显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前十多年里，他的皇后察必和太子真金相继辞世，一个个亲近的人都离他而去。昔日意气风发的忽必烈，在暮年时却被肥胖和痛风所困，只能躺在床上处理政务。

从元朝之后的政治走向来看，元世祖太子真金的早逝，无疑成为一个关键的变数。

作为忽必烈和察必的嫡长子，真金从小就浸润在中原文化中，跟随姚枢等名儒学习儒家经典。忽必烈战胜弟弟阿里不哥，掌握蒙古帝国的统治权后，汉人谋臣纷纷建议采纳中原的嫡长子继承制度，提前立太子。于是，元朝建立后，真金得到了玉册金宝的册封，担任中书省事，被视为储君在培养。

有一次，真金和其他蒙古宗王谈起做事的道理，他说：“父汗教我，做人不能太骄傲自大，一旦心怀傲气，很容易搞砸事情（毋持大心，大心一持，事即隳败）。我平常读孔子的书，里面的道理跟父汗的话挺相似的。”真金特别喜欢汉文化，这也让他成了坚决支持汉法的人，提倡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可偏偏和推行严苛财政政策的阿合马常常闹矛盾。

有一次，真金和阿合马吵得很厉害，作为草原的后人，真金毫不犹豫，用弹弓朝阿合马头上射去。事后，忽必烈看到阿合马头上的伤，问他怎么回事，阿合马只说被马踢了。旁边的真金当场就骂：“胡说，明明是我真金打的！”

真金一再建议蒙古皇亲国戚都应该学习汉文，还多次请求忽必烈开设科举考试。忽必烈虽然继承了中原王朝的许多政策，但并没有继续推行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这被当时的人认为，是为了防范汉人的一种做法。

忽必烈对太子真金其实挺看重的，可是太子那种迷恋儒家“仁义”的态度，有时候也让他挺头疼的。到底是真金那股固执劲，是否让他大爷联想到宋朝文天祥这些士大夫们坚韧不拔的身影，这事儿，我们还真不得而知。

至元二十二年（1285），父子俩那点模糊的矛盾不经意间彻底爆发了。那一年，一个胆子特别大的御史上奏，说要请年纪大的忽必烈禅让给太子，虽然这份奏章被御史台压了下来，但一些反对太子的蒙古贵族还是嗅到了机会，把这个事儿泄露给皇帝。忽必烈听了后气得火冒三尺，下令追查到底，最后查明有人故意挑动局势，企图动摇政权，那气也就散了。可太子真金因此忧愁成疾，不久就死在了病中。

这个被看作仁君后备的元朝开国太子，就这么没了性命。忽必烈对此感到非常后悔，为真金追谥为“明孝”，还把“皇太子宝”这个头衔授给了真金的第三子铁穆耳，也就是后来的元成宗。

那会儿蒙古皇室的亲戚们觉得，真金的早逝，也许只是游牧社会中父子兄弟之间猜疑、残杀的老套重演，还没想到，他的死就像蝴蝶扇动的翅膀，引发了后来元朝皇位继承一片乱象。

▲影视剧里真金太子的模样，来源：剧中截图

可以看出，忽必烈之后，元朝中期的皇位换了个不停，乱成一锅粥似的。

元成宗铁穆耳（1294-1307年在位）基本延续了祖父元世祖的各种制度，同时对外暂停战争，内里减轻赋税，某种程度上也缓解了元朝内部外部的矛盾，算得上是“善于守成”。但元成宗的儿子早夭，没有继承皇位的子嗣。接着被推上皇位的是成宗的侄子海山，也就是元武宗。

元武宗海山（1307-1311年在位）偶然登上皇位，与同母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即元仁宗，1311-1320年在位）约定“兄弟叔侄世世相承”，这就让忽必烈原本制定的嫡长子继承制度变得没用，想要登上皇位的野心家们也开始蠢蠢欲动。元仁宗的儿子元英宗（1320-1323年）没做满四年，在北巡开平返回途中被刺杀，史称“南坡之变”。此后，皇族成员纷纷争夺皇位，家族内的厮杀再次上演。

在这乱得一团糟的局面下，蒙古和中原的制度总觉得难以彻底融合，蒙古统治者和汉人臣民之间，也还存着一道无法跨越的沟壑。

少有的让人觉得挺欣慰的事就是，那个停办了好长时间的科举制度，终于又重新搞起来了。

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从小就在汉地长大，身边一直有儒臣陪伴，年幼时跟随太常少卿李孟学习，是个非常推崇儒家的皇帝。

元仁宗曾经向左右的人打听，问宋朝的丞相文天祥到底是个啥样的人。

为了巴结蒙古统治者，左右都说文天祥拒绝投降元朝的做法很愚蠢。没想到，元仁宗听了后立马变了脸色，说：“照你们这么说，冯道是不是也是忠臣？”冯道是五代十国时期的人物，曾经在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多个朝代任职，官位达到宰相。不过按理学家的看法，他是个狡猾奸滑的小人，而对于掌权者来说，这样的官员风气也不值得提倡。

元仁宗更加欣赏状元出身的文天祥，以及他所象征的孔孟儒学。刚刚登基的时候，他就说过：“我所追求的，就是让百姓安居乐业，追求长治久安，要实现这个目标，没有儒生帮忙怎么行。”

这也是历史令人琢磨的奇妙之处。当年在元朝统治者眼中那么固执的对手，现在居然变成了官方推崇的文化巨匠，只因为统治者看中了他那忠诚不渝的榜样力量。

▲元钱选绘《信国公遗像图》（信国公是文天祥的封号）。图片来自网络。

皇庆二年（1313）十月，经过一众儒臣的努力谋划，元仁宗正式颁布诏令，恢复了科举制度。历经几十年的争论与讨论，元朝统治者关于科举的纷争终于尘埃落定，这也是科举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停废终于画上了句号。

不过，元朝时期，朝廷用人主要看“根脚”，也就是出身背景。元代的科举分为乡试、会试和御试三级，无论哪个环节，蒙古人、色目人与汉人、南人都是分开考试的，蒙古人和色目人归为一组，汉人和南人为另一组。虽然蒙古人和色目人的应试人数比较少，但在录取名额上，却和汉人、南人是一样多的。

在那种游牧民族为特色的贵族政治氛围中，蒙古人和色目人凭借“根脚”深得宠爱，成为权力的核心人物。就算不参加科举考试，只靠父辈的地位获得荫叙和继承资格，也能享受一定的优待，比如“有根脚的蒙古人每，子孙承袭父职、兄职呵，皇帝识也者”。普通参加科举的官员常受到歧视，史料记载，“由进士入官者仅百之一”，而据学者姚大力的统计，元朝的文官中，凭借进士入仕的比例只有大约4.3%，升至省部级首脑（包括侍郎）的进士也不过二十多人。

因此，姚大力指出：“元朝的进士出身的官员，无论从数量还是地位上，在官僚体系中都显得极为逊色。”

那一年，科举制度重新开始使用，曾经震动亚欧大陆的元朝，距离覆灭也就只剩下大概五十年左右的时间了。

参考文献：

[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85

[元]程钜夫：《程钜夫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18

乌兰 校勘：《元朝秘史》，中华书局，2012

宋濂：《元史》，中华书局，1976

姚大力：《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李治安：《元史十八讲》，中华书局，2014

陈高华：《元代政治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萧启庆：《内北国之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2025

(德)傅海波，(英)崔瑞德：《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日)杉山正明：《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