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长工：朱毛会师“牵线人”，备受主席器重，长征铸错终难入中央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拉开帷幕，直至6月11日闭幕。会议期间，一个普遍的共识在代表团中显现。晋冀鲁豫代表团和晋察冀代表团不约而同地提出一个名字：何长工。这位当时担任抗大分校校长的同志，被两地代表团一致推荐为中央委员候选人。

然而，随后的事态发展出乎了许多人的预料。在第二次预选中，何长工的名字竟然被悄然划去。这个结果让不少人心生困惑。其中一位名叫王英高的老红军，更是将自己的不解与不满，写成一封信，直接递到了毛主席的案头。

何长工的背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足以支撑他进入中央委员会。论及党龄，他早在1922年就已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时间点甚至早于罗荣桓、彭德怀、贺龙、徐向前和林彪等后来声名显赫的将领。

在文化方面，何长工曾远赴法国深造，归国后还担任过红军大学校长一职，显示出其非凡的学识与教育才能。论资历，他亲历了秋收起义，并坚定地跟随毛泽东一同上了井冈山，是早期革命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参与者。

他的贡献更是举足轻重。朱毛井冈山会师这一革命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何长工正是其中的关键“牵线搭桥人”。而在红军长征前夕，他秘密与广东军阀达成协议，为后续部队顺利通过提供了保障。此外，遵义会议之后，何长工已是军团政委，级别不低。

何长工还是湖南人，与毛泽东是老乡。无论从哪个层面考量，何长工似乎都不应该落选中央委员。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位功勋卓著的革命家，在关键时刻的政治前途遭遇了挫折呢？

从何坤到何长工

何长工，原名何坤，于1900年12月8日，出生在湖南长沙华荣县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早年因家境困窘，他难以获得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幸运的是，他的舅舅家庭相对富裕，提供了帮助。

在舅舅的资助下，1914年，14岁的何坤得以进入岳阳第三联合中学读书。此后，他继续深造，考入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系学习，为他奠定了扎实的文化基础。

1919年，18岁的何坤怀揣着改造社会的理想，决定与同伴一同前往欧洲勤工俭学。在启程赴法前，他曾在北京留法预备班学习，期间接触到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这些进步思想的洗礼，让他对马列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同年的晚些时候，何坤跨越重洋抵达法国。在异国他乡，他与周恩来、聂荣臻等人不期而遇。在周恩来的引介下，何坤于1922年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年之后，聂荣臻才成为党员，这足以证明何坤思想觉悟的迅速发展。

1924年初，何坤学成回国。他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中去，展现出饱满的热情与坚定的信念。他很快就融入到国内革命的洪流之中。

1927年，国内政治形势骤变。蒋介石在上海悍然发动“四一二政变”，对共产党人挥起了屠刀，实行血腥镇压。同年5月，反动军官许克祥在湖南积极响应，制造了“马日事变”，进一步加剧了对革命者的疯狂打压。

在这样的白色恐怖之下，何坤于1927年8月7日抵达武汉，出席中共中央会议。在这里，他与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再次相遇。这并非二人首次会面，早在八年前，何坤赴法国留学之前，就曾在北京与毛泽东结识。

在这次会议上，面对反共逆流，毛泽东立场坚定，主张必须坚决回击。他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何坤听后热血沸腾，当即起身，长时间地鼓掌，以示由衷的支持。

会后，毛泽东与何坤进行了一席长谈，深入探讨了如何组织武装斗争的具体事宜。由于何坤当时从事的是地下工作，为了避免身份暴露，他需要改名。毛泽东考虑到何坤去法国前曾在北京长辛店做工的经历，便建议他改名为“何长工”。

为了筹备武装起义，毛主席随后派何长工前往武昌警卫团工作。经过周密的准备和部署，1927年9月9日，毛泽东率领工农武装部队在湘赣边界发动了秋收起义，这标志着继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打响的第二枪。

然而，由于当时敌我力量悬殊，加上革命斗争经验尚不成熟，秋收起义最终以失败告终。毛泽东经过审慎思考后，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率领部队登上井冈山，在那里建立革命根据地。何长工不仅参与了秋收起义的全过程，还坚定地跟随毛泽东，一同踏上了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征程。

井冈会师的幕后功臣

在井冈山安顿下来后的一天，毛泽东为何长工传唤过来。毛泽东对他说：“听说朱德、陈毅在南昌起义之后处境艰难，我想让他们也到井冈山来，你看怎么样？”

何长工闻言，立即兴奋地回应：“毛委员，那太好了！这个联络的任务，就请您放心地交给我吧！”毛泽东见他如此积极，也高兴地表示：“行，那你准备准备，明天就动身吧！”

第二天清早，何长工便启程了。他刻意打扮成一个普通的农民模样，身着破旧的衣服，脚穿草鞋，头上戴着斗笠，踏着晨露，毅然出发。

当时的江西，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军队的哨卡遍布各地，对来往行人进行严密盘查，稍有不慎，身份就可能暴露，从而带来生命危险。何长工凭借着过人的机智和勇敢，顺利通过了重重关卡。他冒着巨大的生命风险，进入广州，四处打听朱德、叶挺等人的下落。

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确实曾计划前往广州。然而，在9月底，起义部队的主力在广东省丰顺县汤坑遭遇了粤桂两省军阀的联合打击。起义队伍寡不敌众，遭受了重创，处境一度十分艰难。

1927年11月，朱德巧遇了自己当年在滇军中的老朋友——第16路军总指挥范石生。范石生雪中送炭，不仅为起义部队补充了弹药和冬装，还拨发了两个月的薪饷，帮助部队度过了难关。当然，为了获得接济，起义部队暂时被编入了国民党第16路军47师，番号为140团。

这一切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外界一般不可能知晓。后来，因为有人告密，朱德不得不带着起义部队转移到了韶关。

此时的何长工仍在广东，他从一位国民党逃兵口中偶然得知朱德身在韶关的消息。何长工闻讯后欣喜若狂，顾不得休息，披星戴月地赶往韶关。在那里，他终于与朱德、陈毅等人相会。见面后，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便是：“我可找到你们了！”

话音刚落，何长工的眼泪便止不住地顺着脸颊扑簌簌地滚落下来。为了寻找朱德和陈毅，何长工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历经艰辛，足迹遍布沔都、曹市，也曾到过长沙、武汉，甚至南下香港，途径郴州，最终辗转抵达韶关。个中滋味与艰辛，只有他自己能够深切体会。

当时，朱德和陈毅的部队也正面临着没有固定落脚点的困境，进退两难。得知何长工的来意后，两人大喜过望，当即决定率部前往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

1928年5月4日，井冈山山头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山人海，一片欢腾。在战士们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也就是著名的红4军，宣告成立。

会场讲台上，作为大会主持人的何长工满面红光，激情洋溢地发表了讲话。毛泽东与朱德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标志着秋收起义部队、南昌起义部队以及湘南暴动部队这几股革命洪流，最终在井冈山成功汇集。这股强大的力量，预示着将冲垮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堤坝，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对此，何长工无疑功不可没。

在井冈山斗争期间，何长工始终得到毛泽东的充分信任，成为其得力的干将和重要助手。在此期间，何长工还立下了另一项重大功劳，那就是成功改造了王佐和袁文才领导的绿林武装，使其成为一支有纪律的革命队伍。

在毛泽东登上井冈山之前，那里已经存在着一支由王佐、袁文才率领的武装力量。这支队伍，好听点说是起义军，但骨子里带着绿林草寇的习气，人员鱼龙混杂。如果不能对这支队伍进行有效的改造，红军就无法增加凝聚力，更无法赢得广大群众的拥护，自身的壮大也将面临巨大阻碍。

1927年10月上旬，古城会议召开。党中央在会议上将改造王佐和袁文才的绿林军，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虽然王佐和袁文才都是“农民自卫军”的首领，但袁文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思想觉悟相对较高，他的转变并不困难。然而，王佐的思想则相对保守，带有明显的流寇习气，而且还自以为是，改造他的思想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毛泽东为此陷入沉思，究竟派谁去说服王佐呢？经过反复思考，他最终想到了何长工。何长工接到指示后，二话没说，当即表示要坚决完成任务。在说服王佐的过程中，何长工确实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常言道，“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王佐自然也不例外。他认为井冈山是他辛辛苦苦打下的地盘，不愿轻易让别人染指。因此，他对何长工的戒心很重，表面上对他非常客气，但背地里却严加提防，深怕对方有什么企图。

为了消除王佐的顾虑，拉近彼此的距离，何长工并没有急于求成，而是采取了迂回战术。他经常前往王佐家中，与王佐的母亲家长里短地聊天，帮老人家挑水砍柴，还会给老太太买些可口的小吃。长此以往，何长工成功取得了老太太的信任，老人家甚至激动地夸赞他：“你这伢子（孩子）比亲儿子都好！”

王佐是一个孝子，看到自己的母亲如此称赞何长工，便也爱屋及乌，对何长工的信任也与日俱增。

有一次，王佐听说一个挑夫曾经为土豪服务过，便勃然大怒，想要砍掉那个人的脑袋。何长工得知后，赶紧跑去制止，他劝说王佐：“他也是穷人，生活所迫，不容易啊。如果这样乱杀人，就会失去百姓的支持……”

王佐开始时想不通何长工的劝阻，但他的母亲听说此事后，也帮着那个挑夫说情。王佐见母亲也持相同意见，随即打消了杀人的念头，并为此向何长工认错。从此以后，两人成为了推心置腹的朋友，王佐对何长工的话言听计从。

有了这份深厚的信任，再去改造王佐的队伍，便水到渠成，轻而易举了。不久之后，这支纪律散漫的绿林武装，在何长工的努力下，彻底变成了一支纪律严明的革命队伍。

何长工还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做出了一项重大贡献，那就是成功说服广东军阀陈济棠给红军让路，为长征开辟了通道。

那是在1934年9月初，中央红军主力在反“围剿”作战中遭受挫折，面对国民党即将发动的更大规模进攻，几乎没有胜算。在这种紧迫的形势下，避免与敌人正面交锋，进行战略转移，成为了红军大多数领导人的共识。

但关键问题是：应该从哪个方向突围呢？中央红军的负责人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将目光投向了粤军控制的广东北部地区。

当时，蒋介石虽然在名义上已经统一全国，但实际上，许多省份仍处于军阀割据的状态，广东就是“南天王”陈济棠的独立王国。陈济棠当时的心态左右为难，他既担心共产党在广东开展革命，进而占领自己的地盘，又害怕蒋介石打着“剿匪”的名义趁机染指广东，削弱自己的势力。

中国共产党敏锐地抓住了陈济棠这种矛盾的心理，希望能争取他为红军让出一条通路。然而，如何能让陈济棠相信红军的诚意，并建立互信，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毕竟，双方此前曾有过你死我活的激烈战斗，要消除旧怨并非易事。

在这种关键时刻，时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粤赣省委常委的何长工，当仁不让地站了出来。他与中共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一道，于1934年9月，开始与陈济棠的代表进行秘密接触。

论及当时的资历，潘汉年无法与何长工相比。实事求是地讲，在这次至关重要的谈判中，何长工发挥了主导作用，他的沉着与真诚，是达成协议的关键。

何长工的诚意最终打动了陈济棠。陈济棠向红军做出了明确保证：在两军相遇时，他的部队将后退40华里，为红军提供行军空间。不仅如此，临走的时候，陈济棠还慷慨地赠予了红军10万发子弹，这在当时对急需补给的红军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

陈济棠的部下对此表示不解，认为他这样做是在“犯傻”。但陈济棠却有自己的考量，他解释道：“多打死一名蒋军，我们就多一分安全，哪有这么划算的买卖？”这番话揭示了他利用红军牵制蒋介石，从而巩固自身割据地位的深层考虑。

陈济棠说到做到，粤军在红军开始长征的时候，果然大开方便之门。他们不仅没有阻拦，甚至可以说是一枪不放地“护送”红军通过了三道封锁线，使得蒋介石妄图将红军围歼在湘江以东的阴谋彻底破产。

对于何长工在革命中的这些重大贡献，毛泽东都看在眼里，也深深记在了心上。在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更是亲自提名他担任了红九军团的政委，足见对其的器重与信任。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在长征期间，何长工却犯下了一个重大错误，这个错误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一生，成为其政治生涯中的一个关键转折。

至暗时刻的抉择

1935年7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会师后，为了统一指挥和力量整合，原红九军团被改编为红32军，并随红四方面军行动。改编后，罗炳辉仍担任军长，何长工则继续担任政委，肩负着重要的领导职责。

然而，此时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张国焘，其地位举足轻重，但与党中央在战略方向上产生了严重分歧。1935年8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进行了混编，分为左、右两路军，原计划同时北上，共同抗日。但在此关键时刻，曾经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张国焘却执意不愿北上，反而坚持要率部南下，意图另立中央。

在关乎红军命运的“北上南下”两条路线的激烈之争中，令人意外的是，罗炳辉和何长工最终选择站队到了张国焘这边。这一决定，导致红32军在关键时刻与党中央产生了离心力，背离了中央的正确路线。

何长工本人在回忆录中也坦诚地承认了这一错误：“……跟随张国焘南下，犯了执行张国焘路线的严重错误。”作为一名深受毛主席依赖和信任的将领，在党和红军面临分裂危机的关键时刻选择了“变节”，其行为确实让人难以接受，也无疑给毛泽东带来了巨大的失望与痛苦。

1960年10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采访毛主席时，曾问了一个深刻的问题：“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主席的回答出乎斯诺的意料。他没有提及任何外部的军事打击或政治困境，而是平静地说道：“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那时的毛主席和张国焘，在资历上基本上旗鼓相当。他们都曾参与建党，也都参与了建军，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内部都享有极高的威望。因此，当时的路线斗争之激烈与复杂，其给党中央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当毛主席得知何长工在如此关键的抉择中，选择了倾向张国焘时，他内心的失望和痛苦，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那么，何长工作为一名久经考验的将领，且素来以远见卓识著称，为何会在长征这个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倾向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呢？

导致他做出这一选择，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红九军团在红军主力开始长征的时候，其主要承担着掩护任务，在湘江战役中与敌人进行了惨烈的血战，损失极为惨重。战役结束后，两个师的部队仅仅只剩下三个团的兵力。在如此巨大的牺牲之下，全军上下普遍产生了一定的不满情绪，这成为了一种潜在的负面影响。

二是后来，红九军团被改编为红32军后，中央并没有让他们随主力部队继续北上，而是让其随红四方面军行动。这使得部分官兵产生了被“抛弃”的想法，认为自己被边缘化。罗炳辉与何长工在这样的背景下，内心也存有怨气，因此在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稀里糊涂地做出了错误的判断，选择了追随张国焘南下。

功过交织的晚年

然而，无论何长工当时有多少可以理解的理由，他在关键时刻没有能够坚持党的原则，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始终是无法被完全原谅的。他的这一选择，无疑给毛主席带来了深刻的伤害与失望。

不过，毛主席以其宽广的胸怀和过人的大度，展现出了对老部下的包容。他能够包容在路线斗争中犯过错误的红四方面军将领如许世友等人，自然也能包容自己的老部下何长工。虽然毛主席没有对何长工的错误进行过多的深究和严厉追究，但这件事确实给何长工的政治前途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成为他职业生涯中一个难以抹去的印记。

1937年，红32军抵达陕北后，何长工便离开了军队的直接领导岗位，转而从事抗日军政大学（抗大）的教育工作，投身于培养革命干部的行列。解放后，他先后在军械部、军事学院等部门任职，继续为新中国的军事建设贡献力量。然而，在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时，何长工并没有参加，这也间接反映了其此前错误所带来的影响。

何长工本人对当初走错路也感到非常后悔。在后来，他曾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充满了自责与愧疚。他写道：“我从1919年在北京长辛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和你相识，到秋收起义跟随主席上井冈山，在主席长期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万万想不到主席培养了我几十年，居然培养出一名反党分子……”这番话语，深刻表达了他对自己过去错误的悔恨之情。

1987年12月29日，何长工在北京安详逝世，享年87岁。他的一生，勤勤恳恳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工作，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与心血。党中央最终对他的定论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军事家、军事教育家。”能获得如此崇高的评价，对于何长工而言，他的一生应该了无遗憾了。

结语

何长工的革命生涯，无疑是一部充满波折与光辉的历史篇章。从早年的求学报国，到井冈山的艰苦斗争，再到长征中的关键斡旋，他立下了赫赫战功，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然而，长征途中那段“至暗时刻”的路线选择，也如一道深刻的褶皱，刻印在他的人生轨迹上。

这不仅仅是何长工一个人的沉浮，更是那个特殊历史时期，无数革命者在信仰与现实、原则与困境中挣扎、选择的缩影。他的经历警示我们，革命道路的复杂性，以及在关键时刻坚守信念和原则的重要性。

笔者以为，党中央最终给予何长工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军事家、军事教育家”评价，是历史对个人功过最为公允且富有温度的定论。它超越了一时一事的得失，肯定了何长工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毕生贡献和忠诚。这样的评价，既是告慰，也是对后人的启迪。